国外散文精选

　　国外散文精选篇1：《热爱生命》

　　(法)蒙田

　　我对于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

　　坏日子，要飞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生之艰苦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国外散文精选篇2：《巴尔扎克之死》

　　(法)雨果

　　1850年8月18日，我的妻子曾在白天去看望德·巴尔扎克夫人，她对我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奄奄一息。我直奔他那里。

　　德·巴尔扎克先生一年半以来染上了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他动身前几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他已经叫苦不迭，大声地喘息。1850年5月，他回到法国，结了婚，变得富有，却行将就木。回来时他已经双腿肿胀。四个会诊的医生给他听诊。其中一个即路易先生7月6日对我说：他活不到六个星期。他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苏利埃(1800—18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以《魔鬼回忆录》蜚声文坛患的是同一种病。

　　8月18日，我跟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共进晚餐。一散席，我便与他分手，乘上一辆出租马车。马车把我送到博永区福蒂内林阴大道14号。德·巴尔扎克先生就住在那里。他买下德·博永先生的公馆的残留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毁。他把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之变成一幢迷人的小小公馆，大门面临福蒂内林阴大道，一个狭长的院子当作小花园，小径这里那里切割开花坛。

　　我按了按铃。月光蒙上了乌云。街道阒〔阒(qù)〕形容没有声音无人影。没有人来开门。我按了第二次铃。门打开了。一个女仆手拿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何贵干?”她问。

　　她在哭泣。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女仆让我走进底层的客厅，在壁炉对面的一个托座上，放着大卫〔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雕塑家，作品有《被暗杀的马拉》《加冕大典》《分发鹰徽》等，巴尔扎克的胸像也十分有名的巴尔扎克大理石巨大胸像。一支蜡烛在客厅中央的椭圆形华丽桌子上燃烧着，这张桌子以六个式样至善至美的金色小雕像作为支脚。

　　另一个也在哭泣的女人来对我说：

　　“他已奄奄一息。夫人回到自己房里。医生们从昨天起已撒手不管他了。他左腿有个伤口。生的是坏疽。医生们束手无策。他们说，先生的水肿是像猪肉皮似的水肿，是浸润性的，这是他们的话，皮和肉就像猪肉，不可能为他做穿刺术。嗨，上个月先生就寝时撞上一件有人像装饰的家具，皮肤划破了，他身体内所有的水都流出来。医生们说：哎呀!这使他们吃惊，从那时起，他们给他做穿刺术。他们说：按常规办事吧。但腿上又生了个脓肿。给他动手术的是鲁先生。昨天，起掉了器械。伤口不出脓，但发红、干燥、火辣辣的。于是他们说：他完了!便再也不来了。派人去找了四五个医生，都白费力气。所有的医生都回答：没有办法。昨夜情况恶化。今天早上六点，先生不能说话了。夫人派人去找教士。教士来了，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明白了。一小时以后，他握了他妹妹德·舒维尔夫人的手。11个小时以来，他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再也看不见东西。他过不了今夜。如果您愿意，先生，我会去找德·舒维尔夫人，她还没有睡下。”

　　这个女人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蜡烛刚刚照亮客厅富丽的陈设和挂在墙上的波布斯〔波布斯(1523—1584)〕即皮布斯，佛兰德斯画家，他的家族画家频出以及霍尔拜因〔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雕塑家，作品有《扮鬼跳舞》等，是德国文艺复兴的最后代表的出色绘画。大理石胸像好似不久于人世那个人的幽灵那样，朦朦胧胧伫立在昏暗中。一种尸体气味充满了屋子。

　　德·舒维尔夫人进来了，给我证实了女仆告诉我的一切。我要求见见德·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登上铺着红地毯和摆满艺术品──瓷瓶、雕像、油画，搁着珐琅制品的餐具橱的楼梯，然后是另一道走廊，我看到一扇打开的门，我听到很响的不祥的嘶哑喘气声。

　　我来到巴尔扎克的卧房。

　　一张床放在这个房间的中央。这是一张桃花心木床，床脚和床头有横档和皮带，表明这是一件用来使病人活动的悬挂器械。德·巴尔扎克先生躺在这张床上。他的头枕在一堆枕头上，人们还加上从房间的长靠背椅拿来的锦缎靠垫。他的脸呈紫色，近乎变黑，向右边耷拉，没有刮胡子，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眼睛睁开，眼神呆滞。我看到侧面的他，他这样酷似皇帝〔皇帝〕指拿破仑。拿破仑(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一个老女人，是女看护，还有一个男仆，站在床的两侧。枕后的桌上一支蜡烛燃烧着，另一支放在门旁的五斗柜上。一只银壶放在床头柜上。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怀着某种恐怖默默无言，倾听着垂危病人大声嘶哑地喘息着。

　　枕头边的蜡烛强烈照射着挂在壁炉旁粉红色和露出微笑的一幅年轻人肖像。

　　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冒出来。我掀开毯子，捏住巴尔扎克的手。它布满了汗。我捏紧这只手。他对挤压没有回应。

　　一个月前，正是在这同一个房间，我来拜访他，他很高兴，满怀希望，不怀疑会复元，笑着指出他的肿胀。

　　我们对政治谈论和争论得很多。他责备我“蛊惑人心的宣传”。他是正统主义者。他对我说：“您怎么能这样平静地放弃这个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最美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头衔呢?”

　　他这样对我说：“我拥有德·博永先生的房子，除去花园，但加上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楼。我的楼梯上有扇门开向教堂。钥匙一转，我就能做弥撒〔弥撒〕天主教的主要宗教仪式。该教称举行这种仪式就是重复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天主的祭献。它是拉丁文missɑ的音译，原为该仪式前段结束时遣散尚未受洗礼者，并于最后遣散全体参与者的用语，后遂成为仪式的名称，我更看重圣楼而不是花园。”

　　我跟他分手时，他送我走到这道楼梯，他走路很艰难，给我指出这道门，他对妻子喊道：“尤其要让雨果看看我所有的画。”

　　女看护对我说：

　　“他在天亮时就会断气的。”

　　我下楼时脑际带走这苍白的脸;穿过客厅时，我又看到一动不动、冷漠无情、傲视一切、隐约闪光的胸像，我将死和不朽作比较。

　　回到家里，这是一个星期天，我看到几个人在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黎查?贝，西班牙诗人纳瓦雷特和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贝纳伯爵。我对他们说：诸位，欧洲即将失去一个伟才。

　　他在夜里与世长辞，享年51岁。

　　下葬是在星期三。

　　他先停放在博永小教堂，他经过这扇门：惟有这扇门的钥匙，对他来说，比以往的包税人所有的天堂似的花园更为宝贵。

　　他谢世那一天，吉罗雕塑他的肖像。人们本想浇铸他的面模，但是无法做到，面孔毁坏得很快。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赶来的模塑工人发现脸孔已毁败，鼻子塌倒在脸颊上。人们把他放进包铅的橡木棺材里。

　　宗教仪式是在圣菲利普—杜—鲁勒教堂进行的。我站在灵柩旁边寻思，我的二女儿就在这里洗礼，从那天以后，我没有再看过这个教堂。在我们的记忆中，死亡连接出生。

　　内政部长巴罗什前来参加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旁边，追思台前面，他不时同我交谈。

　　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天才。”

　　送葬行列穿过巴黎，经过大街来到拉雪兹神甫公墓。我们从教堂出发和到达墓园时，雨滴往下飘落。这一天，老天爷似乎也洒落几滴眼泪。

　　我走在灵柩前头的右边，手执柩衣的一根银色流苏〔流苏〕装在车马、楼台、帐幕等上面的穗状饰物〔卡齐米尔·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诗人。戏剧家，作品有《西西里晚祷》《老头学堂》等。大仲马〔大仲马(1802—1870)〕法国作家。代表作有《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在另一边。

　　我们来到山冈上居高临下的墓穴时，那里有一大片人，道路崎岖不平而又狭窄，几匹马艰难地往上爬，要拉住往下坠的灵柩。我被挤在一只车轮和一座坟墓之间。我差点被车压着。站在坟茔上的观众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提到他们身旁。

　　整个路程我们都是步行。

　　人们把灵柩放到墓穴里，这个墓穴与沙尔·诺迪埃〔沙尔·诺迪埃(1780—1844)〕法国作家，曾组织浪漫派的文社，作品有《故事集》《斯玛拉》等。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为邻。教士念了最后的祈祷，我说了几句话。

　　在我讲话时，太阳西沉。整个巴黎在我看来处在远处落日辉煌的雾气中。几乎在我脚边，泥土崩塌落在墓穴里，我的讲话被跌落在灵柩上的泥土沉闷的响声打断了。

　　国外散文精选篇3：《无知的乐趣》

　　(英)罗伯特

　　同一個普通城裏人在鄉下散步，而不對他的無知的領域象海洋那樣寬闊感到驚訝是不可能的。成千上萬的男女活著然後死去，一輩子也不知道山毛櫸和榆樹之間有什麽區別，不知道烏鶇和畫眉的啼鳴有什麽不同。我們整整一生都有鳥生活在我們的周圍，然而我們的觀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們中間許多人弄不清楚蒼頭燕雀是否會唱歌，說不出布谷鳥是什麽顏色。我們象孩子似地爭論布谷鳥是否飛的時候總是唱歌還是僅僅有時候在樹枝上唱歌，爭論查普曼(英國作家和翻譯家)的下面兩行詩是根據他的想象呢，還是根據他對大自然的認識寫的：

　　當布谷鳥在翠綠的橡樹懷中歌唱，

　　初次使人們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無知並不完全是可悲的。從這種無知我們可以得到有所發現的樂趣。這種樂趣是經常的，只要我們足夠無知。

　　博物學家的幸福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他的無知，無知給他留下這類新天地讓他去征服。他可能在書本上已經達到了知識的頂峰本身，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證實每一個光輝的細節之前，他仍然感到是半無知的。他希望親眼看見雌布谷鳥一種罕見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後用嘴把蛋叼到窩裏(在這窩裏註定要發生殺害幼鳥的事件)去。他將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裏，望遠鏡緊貼著眼睛，為的是親自確認或駁斥這樣的說法，說布谷鳥確實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窩裏下蛋的。如果他是十分有幸竟然發現了這種最遮遮掩掩的鳥在下蛋，那麽也仍然有其它領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爭論的問題等待他去解答。無疑，科學家們迄今沒有理由為他們錯過的無知而哭泣。要是他們似乎什麽都懂，那麽這僅僅是因為你我幾乎什麽都不懂。在他們發掘出的每一個事實下面總是有一筆無知的財富在等待著他們。

　　我曾經有一次聽到一位聰明的太太問，新月是否總是在相同的星期幾出現。她補充說也許最好是不知道，因為，如果人們事先不知道什麽時候、在天上的哪個地方能夠看見新月，那麽它的出現總會給人帶來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對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動時間表的人們，新月也總是出乎意料地來到的。我們並不會因為我們對一年四季的職司有足夠的知識，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裏，去找報春花，而在發現一株早開的報春花時就不那麽高興。我們也知道蘋果樹是在結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結果子之後開花的，但當五月份我們到一家果園去度假日時，這並不會減少我們對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驚訝。

　　一位當代的英國小說家曾經有一次被外國人問到：在英國，最重要的莊稼是什麽。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黑麥。”象這樣的完全的無知，在我看來似乎帶有豪言壯語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識字的人的無知也是巨大的。使用電話機的普通人解釋不了電話機是怎樣工作的。他把電話、火車、鑄造排字機、飛機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正象我們的祖先把福音書中的奇跡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一樣。對這些東西，他既不懷疑也不理解。我們每一個人好象只是調查了一個小圈子裏面的事實並把這些事實變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識被大多數人看作是華而不實的東西。然而我們還是經常對我們的無知作出反應，加以反對的。我們不時地喚起自己並思考。我們喜歡對什麽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後的生活或思考那些象據說曾經使亞裏士多德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麽從中午到子夜打噴嚏是好的，但從半夜到中午打噴嚏則是不吉利的”——人類感受過的最大歡樂之一是：迅速逃到無知中去追求知識。無知的巨大樂趣，歸根結蒂，是提問題的樂趣。已經失去了這種樂趣的人或已經用這種樂趣去換取教條的樂趣(這就是回答問題的樂趣)的人，已經在開始僵化。人們羨慕象喬伊特(本傑明，1817—1893，英國古典學者。—譯者)那樣愛一問到底的人，他在六十歲之後還坐下來學習生理學。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到達他這個年齡以前很久就已經失去了無知感。我們甚至對我們象松鼠那樣積攢的一點知識感到自負，並把不斷增長的年齡本身看作是無所不知的源泉。我們忘記了蘇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聞名於世並不是因為他無所不知而是因為他在七十歲的時候認識到他還什麽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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