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现代诗和散文《我和外国文学》
冰心的现代诗和散文体现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小编这里为大家带来冰心的现代诗和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
去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共同声明内，提到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时候，说：“在这值得纪念的年头，积极地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只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自唐朝始，但是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却以唐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以及邀请他的日本僧人荣当、普照等的僧团组织为首屈一指。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最灿烂最光辉的一页!
我们都知道，这个庞大僧团的访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过了千灾百难，万苦千辛，禁受了牢狱之灾，风涛之险，疫病之困……十年之中，五次扬帆，都归失败。日本僧人荣当因病死于端州，中国僧人祥彦因病死于吉州，鉴真和尚自己也因暑热困顿而双目失明。但是鉴真和尚坚定地认为中日两国是“有缘之国”、“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他和他的弟子朋友们，咬定牙关，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他们的雄心和宏愿!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热诚毅力，和坚忍不拔的忠贞形象，都给我们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在一千二百年之后，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范围，可以而且已经扩大了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互相加深了解，加强团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畅通交流，上而继承鉴真和尚的伟大事业，下而奠定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应该是中日两国文化界朋友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我也曾荣幸地参加过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当我自己安安稳稳地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以清澈的双目，下望连接着中日两国的万顷绿波的时候;当我到了日本，和日本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我们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学艺术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感谢鉴真和尚和他的日本僧人朋友们，在一千二百年前，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虹桥，桥边栽上了两行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绿树，桥上燃起了万盏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明灯，使我们今天在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受到了凉荫，得到了照明，而当年他们搭桥的工作又是如何地曲折而艰苦啊!
当我自己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的时候，我的心中还有深深的遗憾和愤怒。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自然界的障碍，是阻挠不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迫切愿望的。从北京到东京，若有直接交通，本来可以朝发而午至!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们，十几年来，处心积虑地阻挠中日两国正常邦交的恢复，千方百计地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为了共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广泛团结，也因而愈益加深了。我们还进一步体会到，世界反动势力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不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且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应该有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朋友们的雄心和宏愿，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驱除笼罩在亚洲和世界上空的乌云，为防止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上，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让我们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吧。安息在“有缘之国”、友好的日本人民中间的鉴真和尚，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于北京。
《我和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60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11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51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677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在1959年和1962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1963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正是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
1990年2月3日
《回顾》
三个很小的孩子，
一排儿坐在树边的沟沿上，
彼此含笑的看着——等着。
一个拍着手唱起来，
那两个也连忙拍手唱了;
又停止了——
依旧彼此含笑地看着——等着。
在满街尘土
行人如织里，
他们已创造了自己的天真的世界!
只是三个平凡的孩子罢了，
却赢得我三番回顾。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