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是周幽王时的一个朝廷小官，因为不满于当政者皇父诸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顾中饱私囊的行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诗经《十月之交》以供大家阅读。

　　诗经《十月之交》原文：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诗经《十月之交》译文：

　　九月底来十月初，十月初一辛卯日。天上日食忽发生，这真是件大丑事。月亮昏暗无颜色，太阳惨淡光芒失。如今天下众黎民，非常哀痛难抑制。

　　日食月食示凶兆，运行常规不遵照。全因天下没善政，空有贤才用不了。平时月食也曾有，习以为常心不扰。现在日食又出现，叹息此事为凶耗。

　　雷电轰鸣又闪亮，天不安来地不宁。江河条条如沸腾，山峰座座尽坍崩。高岸竟然成深谷，深谷却又变高峰。可叹当世执政者，不修善政止灾凶。

　　皇父显要为卿士，番氏官职是司徒。冢宰之职家伯掌，仲允御前做膳夫。内史棸子管人事，蹶氏身居趣马职。楀氏掌教官师氏，美妻惑王势正炽。

　　叹息一声这皇父，难道真不识时务?为何调我去服役，事先一点不告诉?拆我墙来毁我屋，田被水淹终荒芜。还说“不是我残暴，礼法如此不合糊”。

　　皇父实在很圣明，远建向都避灾殃。选择亲信作三卿，真是富豪多珍藏。不愿留下一老臣，让他守卫我君王。有车马人被挑走，迁往新居地在向。

　　尽心竭力做公事，辛苦劳烦不敢言。本来无错更无罪，众口喧嚣将我谗。黎民百姓受灾难，灾难并非降自天。当面聚欢背后恨，罪责应由小人担。

　　绵绵愁思长又长，劳心伤神病恹恹。天下之人多欢欣，独我忧深心不安。众人全都享安逸，唯我劳苦不敢闲。只要周朝天命在，不敢效友苟偷安。

　　诗经《十月之交》鉴赏：

　　《十月之交》是周幽王时的一个朝廷小官，因为不满于当政者皇父诸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顾中饱私囊的行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诗。《毛诗序》认为此诗作于幽王时，郑玄认为作于厉王时。阮元在《揅经室集》中对郑玄之说多有驳辨。据天文学家考订，此诗中记载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6日(周幽王六年夏历十月一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则此诗应作于公元前776年(幽王六年)。

　　诗共八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今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今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中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全诗从天昏地暗和山川翻覆这可怕的灾异，说到朝廷的坏人专权和国家的岌岌可危，然后说到面对此等情况个人在去从上的选择，叫人感到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开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精神之先河。这是一首内容充实又情感进发的政治抒情诗。它同《诗经》中的其他政治抒情诗都对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但这首诗在创作手法上是现实主义的。由于诗人对朝廷的情况了如指掌，由于诗人难以抑制的悲愤，又由于诗人写之于日食这个在当时人看来十分重大的灾异之后，所以诗中有不少实录，直书了一些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首史诗，在这方面它对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

　　有关《诗经》读后感推荐：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