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曲的解放》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小编为大家整理了鲁迅的杂文《曲的解放》，希望大家喜欢。
《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纱〕 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
〔颠倒阳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张，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 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三月九日。
延伸阅读：
《伸冤》
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
“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鲁迅杂文特色：
鲁迅的杂文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