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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精选

时间: 淑航2 杂文

  《且介亭杂文》是鲁迅先生的一本杂文集。下面是小编网络整理的且介亭杂文精选以供大家阅读。

  且介亭杂文精选:脸谱臆测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6〕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且介亭杂文精选:连环图画琐谈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二十四孝图》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且介亭杂文精选: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Friche),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且介亭杂文精选: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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